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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文学院姚玳玫教授《自我画像》著作分享会在广州举行

发布时间:2022-05-23 15:26:45    来源:bet体育365官网|首页

 2022年5月14日下午,bet体育365官网|首页姚玳玫教授的《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简称《自我画像》)著作分享会,在广州方所书店举行,有近百名读者参加。姚玳玫教授以“个人确立与自我画像:民国以来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为主题做了学术报告,对《自我画像》一书进行了精要的介绍。华师文学院的吴敏和刘潇雨老师、博士生胡晴和崔丹以及一些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png

《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


讲座海报.png

讲座海报


姚玳玫教授讲座现场.png

姚玳玫教授讲座现场


 姚玳玫教授首先说明了《自我画像》一书的题旨。她认为,这本书是对20世纪女性艺术的自我表达作一次考察,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史的研究,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史的研究;此书以历史为线索,以肖像画为中心,考察20世纪中国女性的觉醒成长如何通过艺术创作来予以呈现,艺术创作与女性自我成长、自我独立如何互为因果。她具体分五部分进行了讲述:一、世纪初的个人觉醒与艺术创作;二、五四之后,1920-30年代女性的自我摹写;三、1940-70年代女性“个人”的“不见”与“可见”;四、1980年代“生命的自觉”;五、1990年代女性主义氛围下的女性创作;最后是尾声和结论。

 姚教授第一部分谈世纪初的“个人”与“艺术”,从近代的“个人”启蒙、女学的兴起与女校的课程设置、个人发现与女性表达等三方面来展开。与西文Individual相对应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一词,最早出现于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人柴四郎小说《佳人奇遇》之中。1902年之后,这个词开始流行。近代知识界的“个人”启蒙,主要表述了几个观点:一、 将“自己”与“他人”的区分开来,为“利己”正名。梁启超说,“利己”是权利意识和个人独立性确立的基础,没有利己,思想者会放弃权利,弛掷责任,因而也无以自立。二、个人确立和权利保护,需要当事人扩充知识,有行使个人权利的能力。三、所谓“个人”,必须是独立的经济人。四、个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要使森林茂盛,必须每棵树都强壮。这种“立人”,从教育做起。新式教育不仅从“道”上更从“术”上教人自立。女子教育是它的缩影。

 姚教授说,20世纪初问世的新式女学堂,以艺科的学习为主,包括图画、手工、刺绣、家政等。从女校出来的学生,如果继续升学,除了师范,就是艺专、美专。1920年首例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是中国女性接受美术科班高等教育的开始(本书以此为时间上限)。1921年中法大学海外部在法国里昂成立,国内几个城市公开招生,开设艺术专业,潘玉良、方蕴、王静远、苏梅等于此时赴法学习。1929年民国教育部首次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有三十多位女子的近百件作品参加了该次展览会。这是晚近十多年来女子图画教育的一次检验,一次总实绩的展示。其中,研习西画的女作者,多以肖像画或自画像参展,显示了早期女性绘画的特点。新式学校的图画课,以西画技法为主要教学目标,包括写生、临摹、色彩,是一种“西技”,称为西洋图画,推崇写实。在当时,“写实”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新文化”。陈独秀与吕徴之间关于“美术革命”的通信,就是这方面的讨论。“写实”能摆脱传统绘画的程式化和思维定势。写生,一种讲科学性的技术,给画者摹写天地万物带来自由。摹写技能的掌握让人的表达如虎添翼,技术促进了觉醒。图画创作与女性成长同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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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女学生,《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7


 姚教授报告的第二部分,谈1920-30年代女性的自我摹写,包括现代闺秀的画像、叛逆者的画像、城市前卫艺术者的画像等三方面。她说,早期女性画作多带自传性特点,专注自我,以肖像画、自画像见长;所谓的“自我画像”,不仅指狭义的自画像,更指一种大范围的经验性的“类我”画像,那是女性在艺术创作时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理情感的一种方式。民国年间能进入新式学堂学画者,多为闺阁名媛,来自书香家庭。早期部分女子肖像画呈现了中西文化体验相结合的迹象,构图方面有传统仕女画的现代变种的痕迹。在摹写中,画像者对“自我”的形象性与精神性有不同的侧重,有强调形象与强调个性的两种取向,前者如方君璧,后者如蔡威廉。姚教授指出,对形象的精神性的强调,与五四个人主义背景相关;另一些画者,更注重摹写自我形象的个性及其与现实相抗衡的精神感受,周丽华、郁风等是其代表;同时,一些生活于现代城市、为时尚文化潮流所感染的女艺术家,更热衷于做现代主义艺术实验,以关紫兰、丘堤为例;1937年抗战爆发后,女性的自我画像发生变化;换成工农大众的着装,人物形象侧重于宣传性的功能,服务于抗战题旨。


关紫兰《L女士像》(1930年).png

关紫兰《L女士像》(1930年)


孙多慈自画像(1932年).png

孙多慈自画像(1932年)


 报告的第三部分谈1940-1970年代自画像中女性“自我”的隐匿:战争时期女性形象图式的转型,作为被叙述的对象,女性自我的“可见”与“不可见”。姚教授认为,1960至70年代,集体劳动中的“铁姑娘”形象风行,女性自我的个人的形象隐匿着。尽管如此,女性艺术家借助“铁姑娘”着装仍执着地表现自己,呈现了大时代与小个人的复杂纠缠。1980年代解冻之后,“个人”终于又回到画面上,虽然那些“自我”形象依然有工农的着装。


温葆《四个姑娘》(1962年).png

温葆《四个姑娘》(1962年)


 报告的第四部分谈1980年代自画像里“生命的自觉”:重逢春天,王玉珏的《卖花姑娘》;思想解放年代,沉思者的肖像;突破既定的图式,以“生命的自觉”画出生命的本质。1980年代,让中国人重逢春天,《卖花姑娘》象征着春天、阳光和生机。思想解放年代,女艺术家对自我生命的认识和表达,上了一个新台阶。如果说1920-30年代是女性自我觉醒的年代,1980年代则是女性生命自觉的年代。这个时期关注自我存在的思想型作品特别多,招瑞娟的《恼》,贺慕群的《烦恼》《面包》,李青苹的《自画像》,蔡忆龙的《自刻像》等,这些作品关注不仅是自我形象,更是自我生存境况,自我的精神处境等。这一个以生命的自觉画出生命的本质的年代。


王玉珏 《卖花姑娘》(1981年).png

王玉珏 《卖花姑娘》(1981年)


申玲《读圣经的女孩》(1995年).png

申玲《读圣经的女孩》(1995年)


 报告的第五部分谈1990年代女性主义氛围下的女性艺术创作:艺术创作的女性自觉;多种尝试及创作的女性主义奔赴;平面复制时代的女性造型。姚教授说,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从酝酿、筹备到召开到后续的影响,波及了十年,这期间,“女性”成为一个流行词;1990年5月“女画家的世界”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这是女性艺术家首次以“群”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世界,放大女性自我身心感受,强调女性本位立场,采用自语自画方式,注重画像的象征性和精神涵义,笔法多元;至此,女性创作进入一个自觉为之的新阶段,如阎平、喻红、申玲等;这个时期的女性创作,或多或少,都带有女性主义倾向。另者,全球化卡通文化时代的到来,给中国绘画的造型构图带来刷新性的影响。卡通的、平面的、类型复制的形象,作为一种流行造型融入年轻消费者的血液中,模塑着她们的视觉趣味,影响着她们的艺术构图。部分70后、80后、90后的艺术家,在这种背景中确认自我,形成她们对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知和表达。她们笔下的人物造型包括自我画像,自觉不自觉地带上娃娃脸、大眼睛、小嘴巴、长头发(美少女发式)、动作和表情夸张、形象扁平的卡通样式,如刘虹、沈娜、熊莉钧、孙洪敏、杨帆的作品。

 最后,姚教授以向京的《我们》、林天苗的《诞》等几件雕塑作品,结束女性艺术的话题。她认为,至《我们》等作品,女性言说已进入身体自我言说阶段,无言的肉身成为女性自我演述的主角,赤裸的身体,佝偻的姿势,阴暗的表情,每个细节都深藏着一段历史,包含着命运纠缠的无奈,呈现着日常生活的粗陋。

 姚教授总结说,20世纪近百年间,中国女性艺术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是,女性艺术或多或少地带有自我叙述的意味;自我画像在留住个体生命形态的同时,也将画像者的生存显现为一个时代的证据。

 姚玳玫精彩的学术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互动环节中,华师文学院吴敏老师表达了自己的听后感。她说,姚玳玫教授在书香浓郁的广州方所介绍其新著《自我画像》,对中国现当代女性艺术史进行了精华式的描绘和解读,其数十年第一手材料的积累、展示、描述、解读和评价,让中国现代女性艺术“浮出了历史地表”;“自我画像”是姚玳玫老师在大量的史料阅读和历史把握中推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带来了关于女性现代教育、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言说、性别的思想理念和艺术表达、图像的演绎历史等问题的全新认识,将教育、思想、性别、美术、文学等多个领域毫无违和感地融汇在一起;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女性自叙传作品,这些自画像对于女性的言说更张扬、更多元、更个性化、更有冲击力,也有更多显在和潜在的解读空间;姚玳玫教授从“海派小说的女性叙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美术个案研究”,再到现在的《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其系列著作,愈做愈精,越来越完美,她自己在不断地突破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艺术史上的“绕不过去”,表达着“美术当然是技术但又不仅仅是技术,同时还是思想、情感、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而女性自画像在文化的丰富性、个别性、尖锐性、包容性等方面可能显得更有典型性。

 华师文学院刘潇雨老师分享了个人的阅读经验,谈到姚教授对她做研究的影响。刘潇雨从北大硕士和博士毕业后到了华师,跟从姚玳玫教授做博士后。刘潇雨说,十年前自己的硕士论文是1930年代的女作家丁玲;丁玲被捕后引发了很多的社会反响,蔡威廉给丁玲的一幅肖像画被用在报刊媒体上,这幅画是1929年蔡威廉与丁玲在西湖边认识的时候画的;自己研究“丁玲事件”时把图像表达丁玲作为论文中非常重要的一章,但当时对蔡威廉了解不多,后来在找材料的过程中,读到了姚老师的著作《文化演绎中的图像》关于蔡威廉的精彩、深入的论述以及关于《丁玲》影像集的讨论,深感叹服;姚老师的著作不仅帮助自己补充了艺术史的知识,而且有很大的学术方法上的启发,即如何把文学与艺术,特别是美术这样的一个跨学科的个案呈现出来;那时候自己还没有受业于姚老师,但是已经私淑习之,得悟良多,这样的缘分也让自己很感慨。刘潇雨接着说,另一个让自己深为感动的地方,是姚老师作为一位研究者对女性有深切的关怀,从《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到《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 /美术个案解读》,再到《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在这样的脉络中,自己能看到对女性文学或女性艺术进行视野深阔的历史研究的背后印刻着一以贯之的有情的关怀,呈现了姚老师作为女性研究者的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如何将女性学者的经验与学术相激活,相辉映,姚老师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华南师大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崔丹说,姚老师的《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打开了女性研究的新视野,将女性自我画像与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相交融,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方式使得女性自我画像被“活化”,女性自我画像中的神态、色彩、服饰、意境等都是女性言说自我,与观者“对话”的途径,让自己感到了“无声胜有声”,静态无言的艺术线条背后承载着千言万语,具有多重阐释空间,这是一种需要被我们“看见的声音”。她说,姚老师对近现代女性自我画像的细腻解析,既勾勒了近现代历史中的女性艺术发展史,也赋予了女性图画艺术“生活化”“情感化”的气息,连接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在审视近现代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反观自己的当下处境;姚老师对这些珍贵历史文献的发掘与阐释,也让自己意识到自身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认知误区,自己在翻阅历史期刊、报纸等文献时,对于其中刊载的女性图像等并未有过多关注,姚老师对这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的爬梳,让自己感知到阅读历史文献,其实也是在触摸过去的历史,历史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方面,都有自身的意义,都不容忽略。

 华师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听后感。张祺认为,姚老师在《自我画像》中附带了大量的有关女性自我以及女性主义的图画,从自我画像的角度展现了女性艺术从写实到后现代的发展历程,相比于文字,图画具有更强的言说和阐释空间,正如沈从文所说,文字很难去描述“美”,因为“美”是抽象的,因而沈从文推崇音乐,而姚老师通过文字与女性自我画像相结合的方式来展现女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与沈从文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使得文本能够在具体和抽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文本不仅能够具体言说,而且具有多种阐释的空间。李楚瑶说,姚玳玫老师的讲座是启发式的,从中不仅能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画家的风采,更能看到她们在自画像中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生命思考;1920-1930年代的女性艺术家带给自己的感触尤为深刻,这些女性远赴重洋的求学之旅承载着彼时中国对培养“新式女性”的渴求,当时男子多学“正科”,女子多学“艺科”,但这种要求并没有制约彼时在中法里昂大学修读绘画的一众中国女性画家,反而促成了她们风格各异的绘画特征,既能用油画绘制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现代闺秀”,也能通过夸张、变形的线条和对比鲜明的色彩等抽象派的绘画技巧展现“反叛者”或者说“觉醒者”的形象,其自画像展现了她们对自我以及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有强烈的自我言说色彩。胡铭珏说,作为文学院的学生,自己习惯于在文学作品中触摸女性的生命脉搏,聆听女性的生命体验,听了姚老师的讲座,自己第一次借助画像这一媒介去接触到女性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灵魂;在学术层面,姚老师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给自己以启发,借助“自我画像”这一切口,考察将近百年的时间跨度里女性的生存与灵魂,窥探时代的变迁和流动,女性艺术家用自我画像描绘了她们的“个体生命的形态”,也指涉了个体生命所依存的时代与历史,姚老师的研究从一个小切口进入,能够窥探到大时代的气息和流动,视野很开阔,脉络很清晰,很值得自己学习。朱健霆说,姚老师的《自我画像》让20世纪女性的“声音”得以重现,让我们看见女性的历史也可以由女性自己写就,表现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女性确立自我主体的努力;姚老师通过翔实的文献考究与细致的作品分析,呈现了每一张自画像和肖像画背后的女性形象和精神,这是一种揭示,直指女性的心灵呼声,伴随着温暖与创伤;温葆1962年的油画《四个姑娘》,在一个以“高大全”“红光亮”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却描绘了四个女孩欢乐、羞涩、淳朴的眼神,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的结合,让女性在某种瞬间摆脱了符号化的群体形象,回到了“自己”。

 此外,广州美术学院齐喆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李毅工程师、广州美术学院沈森老师和翼然老师、《汕头日报》副总编苏伟钿老师等人也到场祝贺并作了发言,他们从女性绘画与女性自我表达之间的关系、科技思维与女性画家、中国女性艺术史与世界艺术史、女性艺术的研究特性与广阔的文化视野、女性主体性的再认识等方面,与姚玳玫教授进行了交流。姚玳玫教授还就听众提出的“20世纪最好的女性艺术家”“研究的客观性与研究者的个人情感、个人兴趣等主观性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回答。

 姚教授精彩的学术报告使与会者对20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历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女性与新式教育、现代女性个人主体的确立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分享会结束后,很多人意犹未尽,还希望细读其著作来更深地理解中国现代女性艺术的多种问题。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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